她出生在一个贫穷农家，娘早亡，爹终年在外打短工营生，仅有陪在她身边、教她识人看事的，便是那个满脸络腮胡子、身上永久带着股蜂蜜香的爷爷。

  爷孙俩靠着一箱又一箱的土蜂保持生计，春天在村口的杏花林中搭蜂棚，夏天背着蜂箱进山采蜜，到了秋天，他们就推着小车一户户上门卖蜂蜜。

  集市上形形的人多，有乡间的农民，也有进镇跑生意的商贩，还有挑着担子走江湖的算命先生、变戏法的杂耍人。

  哪家孩子生病了爱喝荆条蜜，哪位老爷子牙口欠好只吃酿得稀的蜜，她记住清清楚楚，下次赶集时必定带上适宜的货送到人手里。

  这种“讲情分、懂细节”的做法，在那个连肚子都填不饱的年代里，成了一种稀罕的温顺。

  所以，多年今后，当她第一次接过一张藏着隐秘的纸条，把它小心肠塞进缝着内衬的布鞋底时，她的心没有一丝慌张。

  那些在集市间学来的沉着、那些在人情世故中练出的机警，早已成为她骨子里的一部分。

  如火如荼的年代，总会选中一些看似不起眼的人物，让他们走到舞台中心，扛起归于民族的分量。

  1940年，好像比从前都冷，冷的不仅仅风，还有人心里那点所剩无几的热乎气。

  日军的扫荡一茬接一茬，庄稼烧了，房子塌了，连山里的野菜也被挖得干干净净。

  可即使这样，他们仍是强打精力，见了方兰亭就喊一声“大娘”，声响清亮得很，像怕把这点苦日子也吓跑了似的。

  她看见他们喝糊糊时，碗底刮得吱吱作响，看见他们把能嚼的糠饼掰成两半，说“留点明日吃”，也看见有人夜里饿醒，辗转反侧，却硬是一声不吭。

  山路比从前更难走，石头硌脚，她牵着小兰，一路走，一路找，翻石头，扒开枯草，可眼前的山，早就被翻了个遍，连野菜的根都没剩余。

  她站了好久，久到风把她的头发吹得乱成一团，等她再牵起小兰的手时，目光现已变了。

  黄昏时分，村口有人看见方兰亭回来了，肩上扛着一袋粮食，沉甸甸的，足有二十斤。

  总算，在一双双问询的眼睛下，方兰亭渐渐转过身来，她的嘴唇抖了抖，眼泪却没掉下来。

  她低声把作业说完，说山上没菜，说孩子饿得走不动路，说那户人家给了二十斤谷子，说得安静，却句句像刀。

  屋里的人，全都红了眼，有人狠狠抹脸，有人咬着牙站起来，忽然“扑通”一声，全班兵士齐刷刷跪了下去。

  哭声再也压不住了，接着，他们什么都没再说，掏出了自己身上能找到的一切的钱，往桌上一放。

  随后，一个、两个、十几个，零零散散的票子堆在一起，皱巴巴的，却比什么都沉。

  屋外风还在刮，日子仍旧困难，可那一夜，一切人都记住了，有一种母亲，不是只护着自己的孩子，有一种献身，缄默沉静却比呼吁更震慑。

  情报成了最名贵的兵器，每一条信息的晓畅与否，都必定的联系到部队的生死存亡。

  方兰亭的老公周振仓接到了一个使命，安排派他去大炉村向115师政委罗荣桓送一份绝密情报。

  他们对他施以酷刑，想要得知情报的内容，安排的隐秘，领导人的方位，可周振仓咬紧牙关，一言不发。

  方兰亭看着老公被拖走，但她捂着嘴，却什么都没说，连一声“振仓”都没喊出来。

  她知道，一旦喊了出来，不止老公活不成，连她和家里那些藏着物资的地窖、那些做过情报联络的，也都完了。

  埋完，她坐在树下整整一宿，天亮时，她把铁锨一扛，回了家，开端烧水煮饭，就十分像什么都没发生过。

  她接过了老公的一切作业，传递情报、联络地下党、安顿过路兵士、躲藏兵器、保护伤员。

  她把纸条藏进发髻里的簪子套中，一手拎着个旧菜篮子，一手扛着粗布裹着的被褥，就这么从村头出发了。

  她跋山涉水，穿过数不清的关卡，直到没人的时分，她才背过身，悄悄把手按在发簪上，那是情报还在的当地，也是她的命。

  她把家里那些藏在地窖里的马铃薯一筐一筐翻出来晒，说是晾干，其实是给从根据地撤下来的伤员做建议。

  她不是天然生成的兵士，也没有受过练习，可她知道，这场仗不仅仅枪炮在打，更多是在靠人心，靠每一个人咬牙撑下去。

  她或许从没想过当英豪，她仅仅没其他路走了，死后是亡夫的坟，是嗷嗷待哺的孩子，是一群眼巴巴看着她的其实还很年青的兵士，她不能倒。